全球价值链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成果很多。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到目前为止，对于全球价值链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于企业的层面，而对国家层面关注甚少。事实上，企业向全球价值链跃升与国家向全球价值链跃升这两者之间并非完全重合。企业追逐的是利润，而国家除了利润之外，还要关注工资、税收与社会综合成本等。因此，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内涵更加丰富。

国家与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第一，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升级是建立在企业升级的基础之上的。企业没有竞争力，国家又何谈竞争力？第二，企业升级与国家升级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例如，企业把自己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利用外国的要素进行生产，企业的利润增长，国家却可能遭遇损失。企业通过压缩工资与避税以追求利润的增长，国家同样可能受到损害。再例如，企业把生产中的环境污染转嫁给社会，企业的利润提升了，国家也会遭受损失。因此，在研究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跃升。

价值链的引入与迁移

8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促进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这样一些产业在技术上往往并不先进，因为发达国家一般不愿意把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出去。利润回报往往也不高，因为跨国企业更愿意把利润创造能力最强的部分保留在本国。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越来越多的资源与生产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哪怕是嵌入低端，对于本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吸收的相当一部分是被发达国家淘汰的技术及设备，然而却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大量向中西部转移，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台湾的仁宝集团，将其笔记本的生产基地由江苏昆山转移到安徽合肥，与联想集团合资成立联宝集团。在这样的转移过程当中，价值链的技术水平及价值并没有提升，甚至于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其价值创造能力还有所下降。但是对于企业而言，避免了生产成本的更快上升，保障了基本生存。对合肥而言，则扩大了就业，提升了税收。对于昆山地区而言，则符合其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的战略发展目标。总体上实现三方共赢。

价值链体系的规模效应

当产业的积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将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现代工业生产及研发尤其强调集聚效应，不同的价值链之间互相配合，共同发展，能够创造比单一价值链更高的价值，甚至并非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带来价值的增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及东南亚的经济起飞受益于价值链的规模效应良多。经合组织指出，“大多数南南贸易都发生在亚洲地区：80%的南南出口均来自亚洲，其中74%是亚洲区域内的出口……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亚洲地区内垂直分工不断加深就必然导致了强劲的经济一体化。”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国内市场巨大，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中国的产业体系与市场规模对于跨国公司的投资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例如：惠普公司的亚太区总部原来设置在新加坡，当其台湾代工厂向中国大陆转移之后，惠普也将其亚太研发总部搬迁到上海。同时将自己的生产基地转移到重庆，以更好地利用当地的产业集成优势。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近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总体稳步扩大，连续20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全球跨国公司CEO们投资首选的三个国家是：中国56%、巴西52%、印度37%。来自北美的跨国企业则有超过80%将中国作为三大首选投资市场之一。在中国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中国的产业规模效益，是中国政府亟须考虑的问题。

高低位价值链的并联发展

假如在产业由低位价值链向高位价值链跃升的同时，市场条件允许不放弃低位价值链，则对于一国整体价值创造规模的扩大非常有利。中国是一个发展水平的离散程度相当高的大国，不同的收入人群对于产品的需要层次相差很大。不同的市场人群的购买力不同，需要销售不同价格品级的产品。因此，当部分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或者整体升级之后，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及低级的价值链仍然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在市场竞争中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普遍的例子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外贸出口的产品与国内销售产品的品质往往不一样，甚至于相差悬殊，其中的价值含量明显不同。在国内市场上，同样的商品在城市与农村销售的品质及价格也往往不一样。这其实就是高低位价值链同时存在的重要特征和意义。

另一种高低位价值链的并存是在高位价值链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其生产副产品及生产的外部性发展低位的价值链，以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当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内涵之一。

中国当前面临着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避免这样一种不良的趋向：片面追逐更高的技术和高端市场，却忽视低端市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8月21日在国务院先进制造与3D打印专题讲座上的讲话中指出：“与发达国家在工业3.0基础上迈向4.0不同，我国不仅要追赶工业4.0，还要在工业2.0、3.0方面‘补课’。”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业发展的潜力更大，可能的利润来源更加丰富。不仅工业4.0可能给中国企业发展带来契机，在工业2.0和工业3.0领域的补课式发展当中同样可以发现机会。这一点是中国企业及政府不应该忽视的。笔者在调研当中发现，中国产业界相当普遍地存在用三四流的技术生产一二流产品，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情况。西方国家早已淘汰的设备在中国依然存在经济上的可利用价值，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足够的利润。尤其是在利基市场中，这样的情况更加常见。

对于价值链的跃升而言，企业层面进行更多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在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需要对旧的技术、人力及资本进行置换，这个过程对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成本巨大，风险也是相当突出的。而国家层面的价值链跃升则可能承接这一成本，将不利条件转化为发展机遇。企业层面一定程度上的跃升困难，也可能通过国家层面的资源优化配置与组合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因此，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过程中应该促进企业与国家的互补与互替，同时发挥企业与国家两个积极性，实现两个层面的跃升。节约资源成本，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更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