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3年9月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后，2014年国家又批准天津、广东、福建设立自贸试验区，目前已设立的4个自贸试验区都位于东部沿海。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花落谁家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名单已经初步浮出水面，数量可能是5~8家，或位于内陆沿边地区，最快有望在全国两会后获批。

国际商报记者在两会期间参与各省市代表团讨论时发现，不少内陆沿边省市对争取自贸试验区新试点十分关切。其中，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陕西都各陈优势和需求，希望借助政策的东风，并践行差异化的先行先试，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示范带动作用。“云南等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基础条件、合作对象、开放模式、政策需求上既有共性规律，也有个性差异。上海等自贸试验区是国家与发达经济体谈判自贸协定的压力测试试验田，而在云南设立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让其在我国与周边欠发达国家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中扮演压力测试试验田的角色，从而有利于探索我国与欠发达国家共同建设自由贸易区的独特模式和经验，更好地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商务厅厅长和良辉表示。

因此，他联合龚敬政、吴松、白保兴、杨福生、罗红江、许海代表建议以滇中新区、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等4个国家级园区部分开放功能区域为基础（共计120平方公里），整合区域政策、开放功能优势，建立中国（云南）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全国沿边开放新格局重要示范，进一步优化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布局，探索与周边国家开展局部的自由贸易区试验，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贵州代表团也提交建议表示，要以综保区为核心，以贵安新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为基础，设立中国（贵州）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而这也将使贵州由“借船出海”转为“造船出海”，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及其所处经济圈在国际国内市场布局提供了国内要素资源整合配置和国际物流集散中转的路径选择，从而为贵州更好发挥“一带一路”重要战略门户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来自重庆的杜黎明、汤宗伟和李建春代表也纷纷建议，作为内陆开放高地，重庆探索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仅可以带动周边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通道作用，同时也能将重庆的经验复制到内陆地区，具有可推广性。“应充分考量重庆作为内陆地区和组团式城市的实际，在控制自贸区总面积的基础上适度放宽‘点’的限制，尽快批准重庆自贸试验区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