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缓慢，已有的多边规则已不能充分适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与发达经济体对新规则需求的矛盾不断升级。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规则已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等编著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政策研究报告（2016）》指出，正在重构中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将对我国贸易、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央财报告指出，随着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然而，不断深化的全球经济网络需要更加复杂和细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来处理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这也促使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需要从间接规则向边界内规则扩展。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面临着深层次的调整，长短期矛盾继续凸显。在经济复苏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背景下，国际经贸活动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内采用量化宽松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推动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试图从战略高点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方向，并最终确立未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排名靠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变化毋庸置疑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具有更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双边投资协定（BIT），将引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新规则。“新一代规则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特征，如美欧在新标准、新规则方面力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均直指我国当前部分领域投资开放不足、部分行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以及监管方面与美欧主导的新规则不符的‘软肋’。”唐宜红指出，在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WTO多边贸易框架下，对由欧美主导的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框架、内容、要义及相关法律等问题普遍存在研究和评估不足，对我国现有规则、具体做法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异和差距认识不够到位，对国际新标准、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评估和判断。

鉴此，央财报告对新一代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和新规则的演进趋势进行预判，分析了新规则对我国贸易、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体涵盖了公平贸易、国际投资、服务贸易、环境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劳工标准、跨境电商、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国家安全、贸易便利化、中小企业等领域的新规则。

央财报告称，虽然中国未加入TPP，但作为国有经济比例较高的出口大国和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国家，TPP国有企业条款带来的潜在影响必然是中国所关切的。我国从事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往往体量巨大，是各个行业的龙头，恰恰是TPP国有企业条款的目标规制对象。TPP国有企业条款将国有企业参与境外市场投资的审查阶段提前到进入行为发生之前，并把限制要求仅与国有企业的身份挂钩，大大增加了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成本和难度，可能对大规模走出国门的国有企业造成准入阶段的投资壁垒。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已经屡遭东道国对于政府背景的质疑。如果TPP比照WTO框架下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东道国企业若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损害了其自身利益，可以根据该条款对中国国有企业提起诉讼，这无疑将对已在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造成威胁，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对此，央财报告建议，一方面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行国有企业分类监管；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健全国内竞争政策和立法，积极参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导企业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下的国家博弈中，美国是新一代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的倡导者，欧盟是跟随者，而发展中国家是灵活应对者。”央财报告称，在此过程中，我国应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中国企业国际化，保证企业海外投资安全是第一要务，需要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在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同时，加快境外工业园区建设，实现企业集群化海外经营，集体抵御海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