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帮助京津冀贸促机构及外向型企业准确把握国际经贸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要求，紧抓国家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助力企业拓展对外开放工作新空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国际商会、北京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日前在北京组织了“国际经贸形势与我国外经贸发展新方略”报告会。

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以“国际经贸形势与我国外经贸发展新方略”为主题，为与会嘉宾进行了相关解读。霍建国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好于过往，但仍有一些风险值得警惕。结构性问题是全球经济体普遍面临的矛盾，同时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亦值得关注。

“更多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已显现复苏的势头。”霍建国分析指出，从研究角度看，全球经济增速在过去3%的基础上确实有所回升。就发达国家而言，美国经济已连续3年保持了2%左右的增速；欧洲前几年经济增速虽仅为0.6%或0.8%，但去年其经济增速已经明显回升，基本维持在1.5%左右；日本经济虽然不被看好，但其增速一直维持在0.9%、1.0%左右，仍处于上升态势。这些迹象说明，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好于过往。

从周期的角度看，2008年是此次危机的起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会进入长达8~10年的调整周期，此后全球经济才会企稳回升。“从目前情况看，该判断基本成立。除了大宗商品价格、美元指数等一系列老问题，新矛盾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霍建国分析指出，“一是债务问题，欧债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得以缓解的原因在于欧盟的力挺，暂时不会触发大危机。但欧盟其他国家的债务问题仍显严重，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意大利甚至面临延长债务的风险。美国也面临新的债务风险，其国债已经上升至19万亿美元，马上冲破20万亿大关。”

同时，全球经济还面临结构性问题，“脱实向虚”不仅发生在中国，美国才是此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服务贸易占其GDP的78%，制造业只占GDP的11%。在服务业中，40%以上的份额是金融和保险业。“以金融为中心，美国并没有花费更多精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其劳动生产率近10年来未有明显变化。同时，欧美还面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难题。”霍建国认为，这些都属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另一特点是全球贸易投资依然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经济增速。霍建国分析指出，“全球经济增速在这5年内的平均值是2.9%，但是全球贸易增速没有超过3%，最高为2.8%，去年则是1.6%左右。投资亦然，就全球投资和兼并收购而言，中国企业在去年的表现十分强劲，增速在40%以上。但因去年年底有关部门采取了规范性管理措施，去年12月后投资规模开始走低，今年1月份仍呈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的投资规模为1.9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此轮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投资和兼并收购，规模下降达40%，至今仍未恢复到原有水平”。

此外，全球化受到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潮流较为明显。多数分析将英国脱欧作为逆全球化最大的标志。但霍建国认为，英国脱欧并不代表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前不久，英国首相在脱欧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包括保持英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保持英国金融活跃、与贸易伙伴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等内容。可以说，英国脱欧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应被视为反全球化典型。”霍建国强调，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而言，全球化是件好事。它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全球化是商品、货物、服务，包括资本跨越国界的流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实现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用资源的能力。

但当前全球化进程确实遭遇了一定的阻力。霍建国进一步指出，国际上产生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浪潮，主要来自于工会、产业联盟和NGO。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早期它们将全球化产生的利润多投入到研发和创新中，有效地提升了生产力并促进了就业。随着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投机资本越来越多，很多高管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年薪，而普通工人则收入微薄甚至面临失业风险。此外，在贸易顺差、逆差和就业转移方面，全球机构在协调全球化过程中的能力发挥得并不到位，甚至有些失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等机构在二战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各尽其职，但因为几个大国之间利益不平衡，美国率先不支持，导致这些机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些机构本身存在待完善之处。比如，全球并没有统一的投资保护协定，这为一些多双边投资行为带来不便。